從“高處不勝寒”到“與天試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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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高層建筑其實并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至遲在東漢的古詩中，就出現(xiàn)了“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的描述。也許有人會說這只不過是詩人的夸張，但是在漢代出土的陶樓之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層數(shù)不等的樓閣建筑，說明古人建造高樓的構想還是有一定的技術作為支撐的。至于后來的中國建筑為何放棄了向“上與浮云齊”的垂直方向發(fā)展而轉為對“覆壓三百里”的平面擴張的追求，其中的影響因素眾多，學術界迄今尚無定論。

蘇軾在其傳世之作《水調歌頭》中，曾經發(fā)出這樣的感慨：“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盡管作者的寓意深遠，但或許也間接地表露出當時的人們對于高樓的一種復雜心理。人們一方面承認“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但另一方面在高樓之上所引發(fā)的更多是離愁別緒。所謂“高處不勝寒”，固然有自然界的氣候因素，但更多的還是來自人的心理因素。在這樣的人文背景之下，高樓要想得到持久的發(fā)展，可能會有相當?shù)碾y度。

即便是在建造技術已經相當發(fā)達的當代，國人對高樓的接受也經歷了一個不短的過程。當摩天大樓在西方已經層出不窮之際，在國人眼里它也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符號而已。直到高層住宅在國內涌現(xiàn)之初，人們對它也還是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在“電梯是否會出故障”之類的質疑背后，隱藏著的還是“高處不勝寒”的擔憂，也由此出現(xiàn)了開發(fā)商寧可蓋六層小磚住宅也不愿蓋高層住宅的現(xiàn)象。

城市擴張的速度不僅讓國人被迫接受了高層建筑不斷增加這一無法阻擋的事實，同時也激發(fā)起他們心中固有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豪情壯志。一旦心理障礙突破，“欲與天公試比高”就成為了一種不可遏制的渴求，高度是否第一就成為高層建筑的評判標準。于是，中國第一、亞洲第一、世界第一的高層建筑建筑的記錄總是在不斷刷新。上海的金茂大廈，曾以其420.5米的高度傲視群雄，但短短幾年便風光不再，“第一”的名頭被相距不遠的環(huán)球金融中心以492米的高度摘走。當然，方案已獲通過的高度達580米的“上海中心”，也不會讓環(huán)球金融中心的“第一”維持太久。

也許有人會說，爭相建造高樓的動力是基于節(jié)約用地的考慮。事實上，人們在確定高樓的高度時，并不是經過精心計算而作出的抉擇，而是“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沖動。不久前，國內媒體報道，北京一家房地產開發(fā)公司打算在不改變容積率、不增加建筑面積的前提下，將幾年前設計的80米高的大樓拔高至120米，其理由就是當時80米的大樓已經很高了，但目前周圍的高樓早已超過100米，如不拔高感覺很難受。一向以盈利為終極目標的開發(fā)商，居然舍得在不增加建筑面積的前提下花費巨資打造超高層建筑，其動機令人懷疑，自然會遭到業(yè)主的強烈反對。盡管此舉是否能夠通過規(guī)劃部門的審批目前還不得而知，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建筑的高度問題上的確會折射出復雜的社會背景的萬千景象。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高層建筑對于各種級別的城市來說，都不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而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標志，盡管有的城市現(xiàn)有的建筑大多數(shù)都不超過四至五層。于是，在城市的視野中，高層建筑就成為一種重要的元素，需要予以特別的關注。

由于體量及高度的巨大，高層建筑既可能成為城市的標志，也可能成為城市的敗筆。作為建筑師，我們無法改變國人“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追求，但卻可以盡我們所能讓每一幢高層建筑都盡可能完美。